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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Asia Venturing V】QIC李鴻基:10年後台灣新經濟市值翻3倍

寬量國際(QIC)創辦人與執行長李鴻基接受DIGITIMES的會前專訪,暢談疫情與貿易戰以來,正帶動2~3股力量推動台灣的成長。他對台灣數位新經濟未來10年的發展做出了令人驚豔的預測,以下為專訪紀要。

李鴻基將與Bullpen Capital的創辦人與管理合夥人Duncan Davidson於台北時間11月16日早上8點參加由KPMG資深顧問孫欣主持,由DIGITIMES與Anchor Taiwan合辦的 Asia Venturing第五場論壇,主題為「資本市場是平的(Capital Market is Flat)」。(報名連結)以下為專訪內容:

寬量國際(QIC)創辦人與執行長李鴻基Anchor Taiwan

問:國際市場對硬體導向企業的估值遠低於軟體類業者,偏偏大多數的台灣科技業者都是比較硬體導向。需要做哪些努力,才能爭取國際市場更高的認同?

答:台灣有8成以上的上市櫃公司都是以製造業為主,而製造業主要就是以產能和資本支出以及現金流為營運的指標,意即現在投入資本支出多少,未來產能多少,生產出來能賣多少,當然這取決於客戶給的訂單。過去多年來,國內外券商研究單位的盲點,就是集中在客戶給的訂單,影響了整個公司的估值。

現在這些訂單愈來愈集中於少數大型公司,未來的成長性很容易預測,長期成長的論述空間就面臨壓縮,以至於這兩年除外的過去15年來,台灣淪為一個低本益比的交易型市場,並且不斷進行盈餘分配。全世界很難找到像台灣供應鏈這麼分工完整的模型,而這些科技製造業者的股票除了提供資訊(datapoints)給投資人以外,還提供股利現金流。

可是這些製造業公司的國際客戶們,卻是以研發新產品、創造新科技為目標,市場反而願意給予更高的估值。在生態系中,把這些願景落實的硬體業者,卻因為論述能力不足,估值愈來愈落後。

COVID-19(新冠肺炎)疫情爆發以來,人們才發現供應鏈基礎建設以及庫存基本上都在亞洲,因此發生一個有趣的現象。美國發現太偏重在軟體以及在資本市場創造股東權益報酬(ROE)的題目,因而開始上調硬體廠商的估值。另一方面,當軟體創新成為全球資本市場的主流後,亞洲也開始有了自己的數位經濟崛起。這個市場逐漸壯大,新創公司不斷冒出頭來。

這兩件事同時在台灣發生,一方面是硬體製造商在國際公司進行供應鏈調整時,被重新發現其重要地位,另一方面,有很多資本和人才從海外回來台灣,趁著供應鏈重整之際,願意接受風險,參與新經濟產業,這個機會太好了,等於有兩股力量一起推動經濟的成長。

我們也看到一個趨勢,是國外已經發生的,也就是舊經濟與新經濟的結合,很可能會催生出第三股力量。這是台灣過去十幾年來沒有看到的新生機。

台灣的企業總算不必只靠現金殖利率來吸引投資人了。有些存股型的企業還是可以繼續存在,有成長型的硬體公司,也有更多新經濟的公司以及新舊經濟、線上線下商業模式結合的公司互相連動和刺激,台灣資本市場成為多元豐富的生態系,會帶來新的機會。

問:您最近提到「2031年,也就是10年之後,台灣會有超過100家新經濟類型的上市公司,其中10家市值會超過百億美元,並有20家市值超過10億美元,屆時大家會想起2021年是台灣新經濟元年這個預測所基於的觀察是什麼?

答:首先,我認為我的估計還是太保守了。以國內生產總值(GDP)來看,台灣差不多可以排前20大,我們的文明程度和經濟進化程度可以跟任何一個前20大的經濟體等量齊觀。但台灣以整體市值來看,被嚴重低估。

目前台灣有50幾家軟體,或「非硬體上市櫃公司」,可歸類為新經濟,以電商網站Momo為代表好了,現在已經是一個市值達到140億美元的公司,也開始參加舊經濟,據報導它也是家樂福(Carrefour)競標者之一。

新經濟相關企業在美國GDP佔比大概有20~30%,中國和香港股市當中的新經濟概念股市值佔比則分別有15%和25%;南韓、日本、荷蘭、英國也有超過10%,台灣的新經濟佔全資本市場比重卻不到2%。南韓的Naver與Kakao都是區域型的軟體公司,市值都有600億美元。南韓人口5,000萬人,台灣則是2,300萬人,即便南韓政府有很多補貼,但台灣再怎麼看,都應該有市值300億美元的新經濟公司才對。過去台灣的資源配置太過偏重硬體,但疫情之後,很多事情正在變化,消費者的行為也有了改變,10年之後,台灣新經濟的市值翻個3倍是非常有機會的。

問:台灣證券市場的國際化,也引進了ESG這樣的國際規範。現在有愈來愈多供應鏈業者認知到ESG的重要。您會建議他們如何做策略性的溝通,讓國際市場看到他們在ESG的努力?

答:ESG代表的是資本市場進行全球化移動的時候,衡量投資標的永續經營能力的標準。會計在計算公司估值的方法,變得愈來愈複雜。現金流不過是描述一家公司的眾多因素之一。在國際資金進行移動的時候,除了數據和現金流以外,大概很難找到比ESG更能描述一家企業永續經營的能力。「G」所描述的公司治理,特別是領導階層的行為,會比現金流來得更重要。「E」對於企業更是切身的題目,由於台灣供應鏈特別偏向中下游這一段,會受到客戶和社會利害關係人要求改善的壓力,如果沒有做到,很可能會丟掉訂單,在未來是會影響現金流的,因此今天不做ESG,明天肯定要後悔。

廠商只要是供應鏈國際分工的一環,就必定需要遵循國際標準。建議企業要以符合國際標準的方式把自己的努力呈現出來,並且提出論述,併入公司未來長期發展的目標計畫中,讓投資人看到公司要如何一步一步達成這些目標。但目前並沒有很多公司做到這點。

問:最近Gogoro宣布要用SPAC的方式上市,企業創投也能運用SPAC做為工具,用兩年的時間尋找標的,加速購併新創的速度。另外有些企業正要到美國與其他地方去設廠,您覺得他們有到海外資本市場發行ADR或是二度上市,募集他們在當地建廠的資金並且便於與當地投資人溝通的必要嗎?您對此的看法是?

答:SPAC只不過是募資的工具之一,而目前SPAC大多數是去美國掛牌上市。但台灣企業在考慮上市地點和工具時,還是要想清楚本身特質和長期發展目標來做決策。以前台積電發行美國存託憑證(ADR),可以拿到30%的溢價,現在已經沒有了,也很難在海外拿到更便宜的資金了,有必要非得去美國上市嗎?資本市場已經非常全球化,我們不能以扶植舊經濟公司的思維來思考這些募資的工具。當資金、人才都回到這裡,我們就更需要把自己的資本市場變得更有效率和全球化,這會是更有意義的題目。

我會用另一個角度看這件事情。不管是Gogoro或是任何一家新創公司,不管是什麼籌資過程,創辦人或是股東應該要知道,募資的目標不是讓股東多賺點錢而已,而是要拿到更有效率和更便宜的資金,讓公司可以持續成長和擴展。因此,不管是用什麼募資工具,首先要問是否能達到上述的目的?第二,公司所有權(ownership)是否受到妥善的保護?

尤其新經濟公司商業型態與舊經濟企業不同,可能沒有辦法很快產生正值現金流,需要不斷的增資,取得資金把產品做好,價值鏈做深做大,可是在這過程當中,創辦人的股權就會被稀釋,甚至會被資本家把公司拿走。如果沒有掌控足夠股權,他管理的能力也無從發揮。

要建立和創造公司價值與永續經營能力,也勢必要適當的給予公司創辦人經營權足夠的保護,而國際投資人在投票權上面的公司治理,比本地投資人來得先進,知道如何支持對的管理層;以Facebook為例,Mark Zuckerberg的投票權就是其他股東的10倍。台灣是少數還沒有立法保護創辦人權益的市場,在新經濟相關的新創公司不斷成立之際,台灣需要考慮修改公司法,採用雙軌制的股東投票權,讓創辦人的投票權獲得保護。

李鴻基為寬量國際(QIC)創辦人與執行長,曾任元大證券總經理、德意志證券及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證券台灣區董事總經理

QIC創辦人與執行長李鴻基認為,2021年為台灣新經濟元年。DIGITIMES資料照片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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