電腦程式與英文

我的英文很差，連帶寫電腦程式也變得困難，主要原因是，電腦程式是英美科學家模仿英文文法發明的語言，因此不會說英文就很難寫出好的電腦程式。因為語文能力差，我在美國留學時，學習和研究面臨困境，感到挫折，但以台大外文系教授顏元叔的「二度和諧」觀點視之，終可坦然面對現實。

顏元叔以文學打比方。他說: 「文學本身固然充滿趣味;可是，誰能說讀完《莎士比亞全集》，不是勞苦的工作？誰能說細讀彌爾頓的《失樂園》，開始不是辛苦的事？只是當你克服困難，化難為易，會有苦盡甘來的樂趣…我欣賞真正的樂趣，是苦盡甘來的“二度和諧”樂趣。」

於是我和我的「資訊情人」展開一場韋編三絕、「二度和諧」的苦戀之旅。記得當時讀海明威短篇文集《Men Without Woman》(沒有女人的男人)，鼓勵自己像《The Undefeated》(不敗者)文章中的主角一般，意志絕不服輸。

1986年後，我跟隨指導教授拉索斯卡(Edward Lazowska)學習。他給我最大的啟發是「從事研究時一定要問對問題」。拉索斯卡 說:「問一個好問題或將問題做對的重組，答案自然就浮現。(Ask a good question or rephrase it in a right way, and then the answer follows.) 」我每星期和他討論的時間往往只有半小時，對多數研究生來說，半小時聽起來是很短暫的時間，但對我而言已足夠了。

我和拉索斯卡討論問題，常常告訴他問題很難。他閉目聽我敘述完畢後，會微笑講道：「我重新將你的問題說一遍給你聽。」於是重新以另一個角度描述問題。當他說完時，答案其實已經呼之欲出了。所以定義一個問題很重要，如果定義不清，做一大堆研究其實只是在繞圈圈，你花了很大力氣最後才發現沒用。

這段期間，我苦讀克努斯(Donald E. Knuth; b. 1938;圖一)的巨著《The Art of Computer Programming》，受益良多。尤其檢視最短路徑問題(Shortest－Path Problem)，讀到福洛以德（Robert Floyd）巧妙的演算法，不禁喜不自勝。

福洛以德 (Robert W Floyd; 1936 – 2001;圖二)是神童，十七歲時大學畢業，未曾攻讀博士學位，卻在二十七歲時成為史丹福大學的正教授，極受克努斯的推崇。我後來加入電話公司，進行電話線的最短路線連接研究，頗受益於克努斯及福洛以德的理論。

我也研讀霍普克羅夫特(John Edward Hopcroft; b. 1939;圖三)的資料結構(Data Structure)及演算法(Algorithm) 著作，深深體會到，若要寫好電腦程式，這兩門課是很重要的。因此10年後在1997年擔任交通大學資訊工程系主任時，在資工的課程上做了變革，要求修習這些基本課程沒有及格的學生，必須擋修後續的進階課程。根基打好了才能往下走，是我的信念。

我研究生時代，拉索斯卡也是我的英文老師，他批閱學生書面報告的態度，非常認真。我的英文爛，常常抄寫別人的句子，雜湊為文，背謬矛盾處處可見，甚至魯魚亥豕，烏焉成馬。老師很有耐心的花時間仔細改好，再告訴我寫作的方式出了甚麼問題。

所以我的英文是老師花了很多時間教導，才稍有寸進。拉索斯卡實在受不了我的破英文，花錢消災，在實驗室的電腦裝上檢查文法的軟體，讓電腦先改我的英文。那個時代還沒有免費的文法軟體，得花錢採購。經過文法軟體這個資訊情人一番調教，爾後勉強能寫英文論文。畢業後，由太太取代了文法軟體這個情人，幫我改論文，其後女兒明萱也幫我改過論文。

受到拉索斯卡這種認真改論文作法的影響，使我日後在指導學生論文時，也抱持著同樣的態度修改學生的英文報告(不過我會一邊改論文，一邊碎碎念)。博士畢業已超過30年，今天我每寫一篇論文，就像和資訊情人再談一次戀愛，相當享受當中的樂趣。

圖一：克努斯(Donald E. Knuth; b. 1938 )

圖二：福洛以德 (Robert W Floyd; 1936 – 2001)

圖三：霍普克羅夫特(John Edward Hopcroft; b. 1939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