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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腦程式與英文

  • 林一平

我的英文很差,連帶寫電腦程式也變得困難,主要原因是,電腦程式是英美科學家模仿英文文法發明的語言,因此不會說英文就很難寫出好的電腦程式。因為語文能力差,我在美國留學時,學習和研究面臨困境,感到挫折,但以台大外文系教授顏元叔的「二度和諧」觀點視之,終可坦然面對現實。

顏元叔以文學打比方。他說: 「文學本身固然充滿趣味;可是,誰能說讀完《莎士比亞全集》,不是勞苦的工作?誰能說細讀彌爾頓的《失樂園》,開始不是辛苦的事?只是當你克服困難,化難為易,會有苦盡甘來的樂趣…我欣賞真正的樂趣,是苦盡甘來的“二度和諧”樂趣。」

於是我和我的「資訊情人」展開一場韋編三絕、「二度和諧」的苦戀之旅。記得當時讀海明威短篇文集《Men Without Woman》(沒有女人的男人),鼓勵自己像《The Undefeated》(不敗者)文章中的主角一般,意志絕不服輸。

1986年後,我跟隨指導教授拉索斯卡(Edward Lazowska)學習。他給我最大的啟發是「從事研究時一定要問對問題」。拉索斯卡 說:「問一個好問題或將問題做對的重組,答案自然就浮現。(Ask a good question or rephrase it in a right way, and then the answer follows.) 」我每星期和他討論的時間往往只有半小時,對多數研究生來說,半小時聽起來是很短暫的時間,但對我而言已足夠了。

我和拉索斯卡討論問題,常常告訴他問題很難。他閉目聽我敘述完畢後,會微笑講道:「我重新將你的問題說一遍給你聽。」於是重新以另一個角度描述問題。當他說完時,答案其實已經呼之欲出了。所以定義一個問題很重要,如果定義不清,做一大堆研究其實只是在繞圈圈,你花了很大力氣最後才發現沒用。

這段期間,我苦讀克努斯(Donald E. Knuth; b. 1938;圖一)的巨著《The Art of Computer Programming》,受益良多。尤其檢視最短路徑問題(Shortest-Path Problem),讀到福洛以德(Robert Floyd)巧妙的演算法,不禁喜不自勝。

福洛以德 (Robert W Floyd; 1936 – 2001;圖二)是神童,十七歲時大學畢業,未曾攻讀博士學位,卻在二十七歲時成為史丹福大學的正教授,極受克努斯的推崇。我後來加入電話公司,進行電話線的最短路線連接研究,頗受益於克努斯及福洛以德的理論。

我也研讀霍普克羅夫特(John Edward Hopcroft; b. 1939;圖三)的資料結構(Data Structure)及演算法(Algorithm) 著作,深深體會到,若要寫好電腦程式,這兩門課是很重要的。因此10年後在1997年擔任交通大學資訊工程系主任時,在資工的課程上做了變革,要求修習這些基本課程沒有及格的學生,必須擋修後續的進階課程。根基打好了才能往下走,是我的信念。

我研究生時代,拉索斯卡也是我的英文老師,他批閱學生書面報告的態度,非常認真。我的英文爛,常常抄寫別人的句子,雜湊為文,背謬矛盾處處可見,甚至魯魚亥豕,烏焉成馬。老師很有耐心的花時間仔細改好,再告訴我寫作的方式出了甚麼問題。

所以我的英文是老師花了很多時間教導,才稍有寸進。拉索斯卡實在受不了我的破英文,花錢消災,在實驗室的電腦裝上檢查文法的軟體,讓電腦先改我的英文。那個時代還沒有免費的文法軟體,得花錢採購。經過文法軟體這個資訊情人一番調教,爾後勉強能寫英文論文。畢業後,由太太取代了文法軟體這個情人,幫我改論文,其後女兒明萱也幫我改過論文。

受到拉索斯卡這種認真改論文作法的影響,使我日後在指導學生論文時,也抱持著同樣的態度修改學生的英文報告(不過我會一邊改論文,一邊碎碎念)。博士畢業已超過30年,今天我每寫一篇論文,就像和資訊情人再談一次戀愛,相當享受當中的樂趣。

圖一:克努斯(Donald E. Knuth; b. 1938 )
圖二:福洛以德 (Robert W Floyd; 1936 – 2001)
圖三:霍普克羅夫特(John Edward Hopcroft; b. 1939)

現為交通大學資工系終身講座教授暨華邦電子講座,曾任科技部次長,為ACM Fellow、IEEE Fellow、AAAS Fellow及IET Fellow。研究興趣為物聯網、行動計算及系統模擬,發展出一套物聯網系統IoTtalk,廣泛應用於智慧農業、智慧教育、智慧校園等領域/場域。興趣多元,喜好藝術、繪畫、寫作,遨遊於科技與人文間自得其樂,著有<閃文集>、<大橋驟雨>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