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灣駐印度代表葛葆萱說，印度經貿部門積極與台灣接觸，希望能引介台灣廠商到印度設廠。也許很多人會說印度有市場嗎？印度的基礎建設欠佳，而印度政府會真心實意地幫台商抬轎嗎？印度政府高階官員有一個隱藏的意圖「Hidden Agenda」，就是擺脫中國的依賴。在2020年以前，印度希望中國來投資，所以說印度「Less China」，印度對中國貿易逆差已在2022年突破1,000億美元，「China Less」成為新的政治訴求。過去印度人總是跟台灣人說「台印之間談經貿便可」，但現在卻是印度官員出面要台灣官方遊說晶圓製造廠到印度設廠。在美中貿易大戰的大格局下，半導體與地緣政治的關係已經不是想像，而是正在演化的新趨勢。我拜訪印度零件公會時，公會理事長與秘書長異口同聲地說：「該是台印攜手合作的時刻了」。DIGITIMES在邦加羅爾有個特約記者，此行特別邀他在德里同行，讓他更理解DIGITIMES的運作模式與新聞操作重點，並將印度的人脈傳承給他。DIGITIMES怎麼界定採訪的範圍，並在正確的問題上追蹤提問呢？我依據台灣產業界關切的五大領域「四大電信公司、印度EMS製造大廠、印度新創獨角獸、印度軟體外包大廠、積極運作的跨國IC設計服務公司，從產業界的角度，長期追蹤並建立資料庫，那麼對於印度高科技產業的理解，就可以進入新的層次了！至於政策要不要關心呢？政府重要的招商政策唯恐天下不知，而企業需要的資訊因為所處的產業不同，前進印度的進程也可能有差異。DIGITIMES的優勢不在於幫印度政府宣傳，滿足台商基本的政策資訊需求，而是以「媒體＋顧問公司」的角色，透過專業活動促成更多台印公司的合作。台灣電子業越強，DIGITIMES伸展的空間越大。隨行的總編輯烏凌翔問我，為什麼總是可以主導全場對話的主軸。我說：「台灣產業夠強大，而我們總是基於利他的立場」思考雙邊合作之道，您以產業高度幫對手綢繆互動之道，對手怎不會喜歡您呢？

從前，台灣報關行多數只是以代理商的方式經營印度市場，直到COVID-19之前，中菲行開始經營印度市場，目前已經有40多名員工。隨著印度經濟成長的步伐，業務也穩定成長。來自台灣的報關行，當然熟悉台灣電子業的影響力與作業流程。如同海關統計資料顯現的結構，目前整個出口到印度的供應鏈，海空運都有，進印度主要是在孟買附近的深水港，如果是空運，就以德里機場附近的運籌中心當樞紐，轉運到清奈、邦加羅爾、孟買等印度大城。加爾各達是英國殖民時期的首都，優雅、鬆散的遺風仍在，加上長期是反對黨執政，似乎比較少得到關愛的眼神，韓廠樂金（LG）、現代（Hyundai）則將重心放在穆迪總理的故鄉古吉拉。印度朋友說，即將於2024年進行大選的印度，穆迪帶領的印度人民黨應該可以繼續當政，但部分州的執政黨可能換人，以印度「中央集權的聯邦制」而言，仍然會有很多變數。過去印度最被詬病的是基礎建設，但最近幾年在穩定的經濟成長力道支持下，穆迪政府大力推進各種基礎建設，上任之初曾強調要建設「100個智慧城市」，我不知道達成多少目標，但在德里與浦那的新區，都看到了高品質的新社區，這對有意經營印度市場的跨國企業是非常好的進步象徵。根據觀察與朋友經驗分享，目前不止主要城市與機場之間的連接道路已經完備，穆迪政府正在興建一個「S型」的全國高速道路網，透過這個交通網路打通印度的任督二脈。這條交通大動脈將從東部的大港清奈起步，途經邦加羅爾、浦那、孟買，再分頭前往亞美達巴德與德里。過去孟買與德里是兩個人口超過2,000萬人的超級大都會，孟買到德里的1,500公里是印度最重要的經貿路線，也讓人視為畏途，但平均時速只有25公里的鐵路交通動線，成為國際社會的笑話。現在時速130公里的「印度新幹線」已經完工，清奈到邦加羅爾路段也在施工當中。民主社會的印度需要考量多元價值，無法像中國一樣劍及履及，但給他們一點時間，也可以成為世界經濟重要的成長動能。從1991年改革開放至今，印度年均經濟成長率也有7%，生活於貧窮線以下的人口，從45%降低到20%以下。德里與浦那街頭幾乎看不見無家可歸的遊民，沿街攔路要錢的人也少了許多，我在印度的微光中，看到了成長的希望。

浦那大都會區大約有600多萬人，市區有160萬人，在舊城區裡甚至有波斯人、拜火教的足跡。在孟買，波斯人叫帕西人，這裡離孟買不遠，也有波斯人選擇在浦那落腳，舊城區看得到戴小帽的穆斯林，也看到波斯人的理髮廳、寺廟。就像印度很多城市一樣，跟著新的科技投資客，浦那在核心區外圍建立新的城區，居民很多是來自印度各地的科技移民，至少在外觀上我們看不出種姓或社會地位的差異。浦那具有氣候的優勢，相較於現在進入酷暑，氣溫已經超過35度的孟買，浦那低了5度的氣溫，讓浦那有了吸引科技菁英與莘莘學子的機會。這裡有知名的醫科大學，更是科技公司聚集之處。德國企業很早就在這裡布局，汽車相關領域的企業四處可見，德國人在浦那備受歡迎，台灣人也可以。哪些事是「普世價值」呢？說得出能對這個世界帶來什麼樣的貢獻，就是可以被大家讚美的普世價值。離市區大約40分鐘車程的新區，一大片掛著西門子（Siemens）的研發基地，附近是博世（Bosch），而印度在地的Infosys與Wipro、LTiMindtree，都有大批進駐的工業廠辦建築。跟隨著這些菁英的進駐，大型賣場、星巴克、麥當勞等掛著現代標記的現代商業行為，也已經悄悄出現在這個中型城市。來自台灣，在浦那大學教書的劉奇峰教授說，德國企業抱團的競爭力遙遙領先其他國家廠商，根據DIGITIMES副總黃逸平的研究，在浦那地區共有32家麥當勞，也有三一冰淇淋，價格與歐洲相去不遠。從西式餐廳的密度，意味著印度正走出舊世界，迎接新的時代到來！出門萬事難，就算我們都坐在家裡等印度客人上門，也不能只知道印度的種姓制度，還得知道印度是聯邦制，有29個州，第一大州是恆河下游的北方邦，第二大州就是浦那這一州（MH）。北方邦2億人，浦那這一州1.2億人，跟河南差不多，但這裡恐怕蓋不起鄭州規模30萬人的iPhone工廠，為什麼？印度是個多種族、多元宗教並存的社會，但印度政治體系Inward-looking情況十分嚴重，相較於在中國一個工廠可以超過10萬人的規模，在印度最好不要超過2萬人，關鍵就在於要調和宗教、種姓、地域的差異。

印度有很多國際知名的家族企業，亞洲經濟論壇邀請印度本土的TATA與TVS，加上瑞士與芬蘭的家族企業，以及一位日裔美籍的IBATA芝加哥大學教授，討論在新興經濟體社會秩序的形成過程中，家族企業應具備的企業社會責任。瑞士籍的全球家族企業聯合會共同主席Farhad Forbes說，大家都在談ESG，但所有的企業經營要從公司治理（Governance）起步，沒有好的公司治理，就談不上社會責任與環保價值，他強調利潤與企業經營目的之間的關係，如果我們只強調這一代的利潤，下一代必然會面對龐大的成本。來自日本，研究各國疫苗政策的IBATA教授也特別強調，生態平衡的城市經營理念，而日本在創意與政府規範之間的平衡，也值得新興國家學習。芬蘭家族企業TT Gaskets集團執行長Aleksi Arpiainen是第三代少東，芬蘭是在1940年代開始飛躍成長，由於地理、天候條件的限制，芬蘭各地都有與自然共存的度假小屋。芬蘭從建國起就非常重視環保，也知道與自然共生之道。相較於其他國家，芬蘭更重視綠能，現在針對地熱等新能源的開發，並將能源連結到工業的需求，芬蘭也都是世界的翹楚。Arpiainen被問到企業是否還會傳到下一代時，特別強調該傳承的不是掛在屋頂上的招牌，而是企業價值與核心精神。我們很難要求每一代能都具備企業經營能力，但家族企業可以穩定股權結構，以經營權來傳遞價值。Arpiainen與瑞士籍的Forbes都強調「Family Inside」的概念，掌握核心價值才是經營者的第一要務，而且強調不管走到哪裡，都要用整個地球是一體的觀念來理解環保的普世價值。在印度經濟活動中，佔有重要地位的家族企業，代表TVS集團的是集團董事，也是曾擔任過財政部常務次長（Secretary）的高柏藍（R. Gopalan）。TVS是印度最重要的摩托車供應商，在印度街頭隨處可見的嘟嘟車，很多都掛著TVS的招牌。高柏藍說，商業的本質來自價值與信賴（Business goes for value and belief），這家來自泰米爾那度省的家族企業也已經傳承超過百年，至今仍是印度的招牌企業之一。社會菁英能引導社會的進化，家族企業動見觀瞻，且可以扮演政府與社會之間的溝通橋樑，這也是家族企業的重責大任。印度是個多元、複雜的社會，如同高柏藍說的，印度的問題不是政府單方面可以解決的。

就像ChatGPT一樣，元宇宙也充滿了想像力與潛在的市場商機。根據麥肯錫（McKinsey）新加坡技術專家Chau Nguyen指出，2022年全球元宇宙商機大約在2,000億~3,000億美元，目前80%是消費性市場，20%則是企業應用的商機，估計到2030年將達4兆美元，企業用比重將提高到30%。一般而言，消費性質的元宇宙應用集中在遊戲領域，但未來從教育、體育、醫療、零售都可能融入能與生活串連的元宇宙商機。例如，走入球場可以知道每個球員的背景資料，透過鏡頭追蹤球員動態，甚至連結各購物平台。也可能透過Google地圖服務，進入3D、4D的情境，在超商、購物中心與商品、供應商進行更多的連結。如同ChatGPT一樣，它們都可能成為驅動下一代商機的核心力量。對晶圓製造廠而言，用掉最多運算能力的應用就是好的商機，那對印度而言，元宇宙意味著什麼樣的產業發展契機呢？元宇宙應用具有多元變化的特性，簡單說就是人性行為的再深化，應用光譜就像地球上80億人行為光譜一樣的複雜，參與角逐者要重視的不是銷售機器的Push，而是入口與應用介面能讓使用者、消費者覺得親近、好用，這時本土市場的規模與精緻程度，就會影響廠商參與。Chau Nguyen指出，亞洲年輕一代對電子設備的運用比美歐毫不遜色，而亞洲新興國家，特別是印度擁有龐大人口，市場商機毋庸置疑。我認為這是印度的第一大優勢。其次，印度擁有最龐大的軟體人才，各種需要標註或龐大人力的軟體基礎工作，印度也是很好的選擇。第三是不在檯面上的優勢，矽谷的科技領袖終究有一天會與印度進行更多的連結，而這個時機已經近在眼前。一旦這三者高度串連，印度將成為元宇宙最重要的國度。但印度的科技產業有沒有短板，或者短期內無法突破的障礙呢？有的，就是硬體的設計與以半導體為核心的製造能力。無論是資料中心伺服器的微處理器，還是NB、顯示設備與各種AR/VR設備的生產，沒有台商很難成局。印度心知肚明，已經針對半導體與ICT供應鏈的發展進行整個生態系的規劃，中國崛起、中國模式，都是印度取材學習的典範，但最成功的半導體產業發展模式在台灣與南韓。可以想見，半導體招商的對象不是南韓，就是台灣，但英特爾（Intel）會是程咬金嗎？台灣如何理解前進印度的時機呢？

台灣的半導體與ICT供應鏈，經歷過將近半個世紀的風風雨雨，如今已經成長茁壯。只做代工的台灣，重要性被低估了，如今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，這是「Inside-out」。新加坡的半導體工業也有9座半導體工廠，產業實力也不容小覷，只是新加坡的半導體工業，仰賴的是跨國企業的投資，缺乏由內而外、逐步成局的過程中，按部就班學習的經驗。新加坡談起半導體工業，多數的議題只是在水電人才，很難建構自己的產業論述，也沒有完整的產業統計與資訊發布系統，因此最需要的是「Outside-in」的功夫。門裡、門外的差異，在台灣與新加坡產業的內涵上，就有很大的不同。我在前往印度浦那的路上，路過新加坡拜訪新加坡半導體產業協會（SSIA），這個協會有200家會員，理監事成員來自各大外資企業的經理人，協會負責人是來自GlobalFoundries的Ann Wee Seng。同樣來自半導體業，我們講的都是「行話」，對話的內容非常容易對焦，他們也都明白「去全球化」對產業可能帶來的影響。在全球化時代，新加坡利用官僚系統的效率、靈活的獎勵措施，創造出與鄰近國家非常不同的形象，進而成為跨國企業經營東協南亞的樞紐。大聯大的南亞東協總部就在新加坡，他們將核心客戶區分為TBM、CBM與MBM，MBM指的是「Multinational Based Manufacturers」的縮寫。相較於台灣與中國謹守「Taiwanese」與「Chinese Based」的概念，小小的新加坡，以國際市場當成思考產業的格局，推演出來的政策也是以此為基礎。在「去全球化」的新時代，新加坡面對的挑戰很多，他們不過度期待中國的投資，中國的企業習慣於跟政府「要政策」，出國比賽，大家面對一樣的情境時，中國公司出國的意願就不像在家裡那樣強大了！洗錢、大基金的背景，都有正、負面不同的意涵，中國採取外匯管制措施，資金無法自由流動，進了中國的錢，從中國生產基地賺到的錢不一定出得來。加上「中國夢」的想像，外資是「Outside-in」，中國本土業者想的是「Inside-out」，把錢「潤」出來，反倒是產業界熱門的話題。對新加坡而言，真正該做的是扶持鄰近的東協國家，發展由內而外，能結合人口優勢的在地應用。PC與手機產業都是Top-down決定大訂單的流向，但電動車、車聯網都有「Bottom-up」的機會。區域型的生產體系很重要，在地的論述與產業基礎更是關鍵，但東協國家如果還在期待外資，那麼這些外資大廠會將核心的價值留在自己本國，無論是Taiwanese或是Chinese Based的經營邏輯，對東協南亞國家的幫助其實非常有限。看起來這一波「去全球化」的過程，似乎給東協南亞國家帶來很大的商機，但回顧過去半世紀的發展過程，真正把「高附加價值」電子產業發展出來的國家，其實僅有中美日韓台等少數幾個。擁有9座半導體廠的新加坡其實還在門外，在水電都會面對很大壓力的國家，產業的發展戰略也不會一成不變。

為了吸引別人注意，經濟學家總是會說，我們活在「Edge of Unknown」，至於哪些事情是值得大家注意的呢？當然是通貨膨脹、戰爭威脅、疫情後續的影響等，聽起來大同小異，仔細聆聽還是可以找到差異，並豐富我們思考問題的能力。通膨的壓力下，歐美展現較佳的因應能力，中國在疫情後將採取經濟激勵措施，只是過去都以基礎建設推動經濟發展的模式，在這一波變動中，服務業將是關鍵。印度經濟學家深信，全球的貿易結構正在改變，過去全球化的商品貿易正在減少，增加的也是服務型的出口。2000~2010年間，全球貿易每年以6%的速度增加，但2010年之後減緩到5%，而2020年代可能只有4%。這不是經濟風暴的數據，但卻是跨國貿易逐漸放緩的大趨勢。在地的投資應該被鼓勵，而區域化的生產將會變成關鍵主流，對印度而言，貨幣匯率的穩定也是一大考驗。我們可以理解，印度在疫情期間展現強大的經濟動能，特別是在「Work from Home」的大趨勢下，以數據服務為出口主力的印度，展現了強大的經濟動能，目前甚至出現單月出口160億美元軟體服務的耀眼成績。與會的巴西大使Marcos Caramuru，也曾經是巴西駐中國大使，他提到拉丁美洲國家視通膨為常態，他認為這次中國重建經濟動能，重點不會是基礎建設，而是服務業的品質提升與內需市場的價值。中國復甦有利於全球經濟的復甦，但中國特殊的經濟手段，背後隱藏很多看不見的風險與危機。與會的經濟學家都強調現在不是「Normal situation」，全球貿易的動能正在減緩，在不效率的投資驅動下，成本將會墊高，利潤將被壓縮，各國政府都必須掌握如何創造工作機會，在地的生產活動自然將成為各國政府關切的焦點。服務業固然重要，但沒有吸收大量勞動力的製造業，經濟失衡已經可以預期。這時跨國的合作也將更為重要。就在我離開印度那一天，鴻海董事長再度訪問印度，也與印度總理穆迪二次會議，而會議之後鴻海便傳出將在印度設置汽車生產基地的說法。簡言之，印度期待鴻海集團協助建構ICT產業供應鏈，而鴻海則期待印度提供鴻海在當地的電動車市場商機。

基於台灣特殊的國際地位，國人並不常有機會出現在外交場合。亞洲經濟論壇開幕儀式之後，是印度外交部長賈桑卡（S. Jaishankar）領銜，與不丹、馬爾地夫財政部長探索南亞經濟的時段，在場的還有巴西駐印度大使，主持人則是印度駐巴基斯坦、中國、不丹等國大使的本巴威（Gautam Bambawale），我是個局外人，但卻在第一線見證南亞國家部長們的互動。賈桑卡說，與鄰國的互動是第一要務，其次是偕同主要國家面對疫情、通膨的壓力，這些背後都有經濟議題。2023年是印度舉辦G20的重要年度，這個以解決全球經濟問題為核心的大型國際會議，以及超過200場的實務會議，將會是讓各國正確理解印度的最佳時機。印度即將在2030年成為全球經濟第三大國，在舉辦G20這種大型活動時，不可能只以區域性的角度觀察世界的改變。事實上，南亞國家都與印度維持深度的夥伴關係，印度是馬爾地夫與不丹最重要的貿易夥伴與觀光客來源。但鄰近的不丹、馬爾地夫都深受氣候變遷、通膨之苦，小型的經濟體更容易受到總體環境變化的衝擊。過去幾年馬爾地夫瀕臨破產，賈桑卡說現在印度對馬爾地夫與不丹的投資規模是前所未有。印度協助馬爾地夫在南北兩地各興建一個可以一年吞吐200萬旅客的機場，這是對以觀光業維生的馬爾地夫最佳的投資。不丹也感謝印度的協助，「Everything comes in order」這是他們共同的期望。曾擔任印度駐巴基斯坦特使的本巴威在論壇結束之前問賈桑卡，對於近期巴基斯坦的困境提問印度方面的態度。賈桑卡說，沒有人喜歡與鄰國怒目相向，印巴之間必須找到共同的利益。會後，每個講師都拿到兩本書，其中一本是主持人本巴威寫的《Rising to the China Challenge》，而我前一天在書店買到的是《India's China Challenge》。顯然，研究中國的崛起與印度的因應之道，在印度方興未艾！在論壇中，有幾位印度經濟學家都提出貨品的跨國交易將會減少，在地生產將會增加，如何鼓舞本地業者建構連結品牌與應用服務的產業系統，佐以台灣的產業生態系就可以振臂高飛。我建議印度政府到台灣說服政府將新竹園區的海外分區設在印度，台商需要一個完整服務系統，在人生地不熟的印度可以相互支援，降低不確定性。最後，我建議台印之間要建立資訊交流體系，在邀請同台的IT Secretary到台北參加「亞洲高峰論壇」，這是DIGITIMES民間自己辦的活動，會更容易邀請到合適的講者！

2022年亞洲經濟對話論壇（Asia Economic Dialogue）請到主講貴賓，是印度第一大富豪阿達尼（Gautam Adani），2023年的神秘嘉賓是印度科技教父，也是印度第一大軟體公司Infosys創辦人、英國首相蘇納克的岳父穆爾蒂（Narayana Murthy）。20年前，穆爾蒂、南韓科技部長裴旬勳與我，一起接受日本經濟產業省的邀請，到沖繩分享台印韓成功的產業發展經驗，如今在普那再度同台講課，非常高興看到穆爾蒂功成名就，備受印度與國際社會尊敬。畢業於印度理工學院，在法國待了幾年之後，穆爾蒂在1974年回到印度，並創辦了Infosys。主持人問：您為何回到印度？「我希望把能量貢獻給印度社會」，穆爾蒂答得簡單明瞭！主持人又問穆爾蒂：「您為何與眾不同，您如何成就自己？」穆爾蒂說，從小父母親就告訴他，這個世界比你聰明的人比比皆是，要謙虛面對這個世界。「零基思維」是他的座右銘，每件事都思考前因後果，不要以為印度什麼都有，一個2,000美元年均所得的國家，基本上是貧窮，能善用的是人的腦力。77歲的他，給了聰明睿智的答案，也談到了AI、ChatGPT，及對中國的觀察。他說，無論是AI、ChatGPT都是在特殊領域的應用科技，這些影響將是局部性的，對印度而言，物聯網的重要性更高。確實，印度的優勢是「市場潛力與人才資源」。穆爾蒂說科技之前，人人平等，他以ATM為例，在ATM前排隊領錢的人，不會因為你是總理、部長還是庶民百姓而有所不同。印度最大的機會來自科技，用科技貫穿社會價值，讓大家回到誠實、透明、效率的正軌上，印度可以比中國有更好的機會，但印度得跟中國學習。2006年時，穆爾蒂訪問上海，市長邀請他在家裡早餐，他提出希望能在浦東找一塊25英畝的地，做為Infosys在中國的基地。市長說，會在明日下午五點之前，提供三個選擇讓Infosys做決定。結果當天下午四點就接到明確告知三個候選地點的通知，Infosys就此落腳中國。我們再次理解，企業界需要的是解決問題的官員，不是解釋問題的官員。1978年時，中印兩國的經濟體量十分接近，但現在中國是印度的6~7倍。與會人士問他，對於環保議題有無提示？他說，我已經老了，印度的未來在你們肩膀上。企業要針對人才的能力進行更大投資，Infosys一度曾經創造稅後純利31%的佳績，靠的是對人才的投資。毫無疑問，穆爾蒂是印度的國家英雄，而他總是告訴大家，他只是幸運而已！

2022年，印度從台灣、中國、香港、南韓、日本進口的半導體逆差是114.5億美元，但電子產品的總逆差金額是471億美元，如果跨產業計算中印貿易逆差時，印度對中國的逆差總額超越1,000億美元（參閱附圖）。問題是來自中國逆差有多少是台商貢獻？表面上看，來自兩岸三地銷往印度的電子產品，多數來自香港、中國，但實際上背後卻有不少台商的比重，如果因為美中貿易被迫調整生產線時，我們如何觀察生產基地的改變呢？根據DIGITIMES整理自中國海關的資料顯示，2022年印度出口到中國的總金額是175億美元，進口是1,185億美元，印方的貿易逆差是1,010億美元，而印方的逆差有3分之1是來自中國的電子產品。我相信這些產品多數是手機、電視機、NB等系統產品，印度當務之急是將組裝大廠吸引到印度設廠，一方面發展進口替代，一方面創造就業機會，中長期目標則是建立零件需求的經濟規模，發展自給自足的產業生態條件。當友達、群創決定與印度合作夥伴進行面板計畫時，如何去理解商機與背景呢？印度需要最先進的面板線嗎？一開幹就做「關燈工廠」嗎？一個關燈工廠僅需要1,000名技術人員，這對印度或許不是大問題，但關鍵是生產出來的面板要賣給誰？印度沒有自己的品牌，如果印度消費者買的都是日韓、中國的電視機品牌，那我保證面板採購權不會在自己手上。幾年前我到印度拜訪了Micromax、LAVA等幾家印度本土的手機品牌廠，看得出來他們的事業模式別說是跟小米、華為、Oppo競爭，連二線的手機品牌都可能難以抵抗。我跟印度官員說，台商不需要補貼，但一定要賺錢，沒有理由台商會犧牲利益去栽培印度的品牌公司。由於雙方認知不同，過去30年台印電子廠商是相看兩相厭。沒有好的顧問、中介機構，大家各說各話，虛擲的是企業的商機與產業發展契機，而台灣也需要產業的代言人或資訊交流機制。「大軍未到，資訊先行」，讓印度人更瞭解台灣的產業結構，也可以縮短彼此間的認知落差。印度錯過了幾班車？印度沒有機會了嗎？如果我們相信印度會在2030年成為成長最快的國家，全球第二大手機市場、第三大汽車市場、第四大電腦市場，那麼我們就得在區域型生產體系的概念下，理解印度電子工業的成長模式與商機。印度有很多獨角獸，也有很多元的工業應用，如何做好系統整合，更是高難度的工作。廠商未到，資訊先行，策略思維更不可少，有誰願意投資人脈嗎？如果廠商知道有對台灣的年輕夫婦在浦那的大學教書，這樣的人脈能成為台商進軍印度的助力嗎？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（SEMI）總裁馬諾查說，SEMI全球行銷長曹世綸告訴他，我在台灣是知名專家，謝謝世綸兄的美言，台灣小，不互相幫襯，行嗎？我跟印度科技教父穆爾蒂（Narayana Murthy）一樣苦口婆心，在場的DIGITIMES總編輯烏凌翔說，我短短的演講被掌聲打斷了幾次，謝謝印度朋友，我把印度人當朋友，每次都得到掌聲，希望下次能看到台印合作的成果。